大学、艺术教育和我们的职责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封帆访谈
艺术学科对一所大学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很大，我想用一个看似不相关的故事开始回答。这个夏天，我在牛津大学参加了两周以教学方法为主题的培训项目。作为一位人文类的学者，在其学术生涯开始的初期能到今天学术范式最早起源的地方进行学习，是很幸运的经历。在牛津，时间的长度发生了相对性的变化：物理消耗的时间很短，心理经历的时间很长。具体说来，除了完成每天的课程训练，还要准备一次合作授课的微课（micro-class），日程非常紧凑。然而，在这短短十几天中，可以在中世纪古堡前品味莎士比亚的戏剧，在林中与友人漫步，讨论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其中所得到的体验与思考却异常丰富，收获了经年累月后才能升华出的体悟。
在牛津期间，我特意找到了詹姆斯·莫瑞（James Murray）的故居：Banbury Road 78号。19世纪是人类文明焕发出惊人创造力的一百年。维多利亚时代的牛津，一群学者也被时代感召，以近乎莽撞的勇气，试图编纂一本有史以来第一本综合、全面的英语词典。他们的领头人就是詹姆斯·莫瑞。因为字典编纂工程浩大，莫瑞公开向社会招募辞条撰写志愿者，任何英语为母语的人都可通过邮件把自己撰写的辞条寄往牛津这个地址。正是这次招募，彻底改变了迈纳（W·C·Minor），一个美国“病人”的人生轨迹。迈纳是一名有着耶鲁教育背景的美国军医，因罹患PTSD而精神分裂，在英国过失杀人而被投入精神病院。通过偶然机会得知牛津莫瑞教授的编纂计划后，有着良好文学修养的迈纳发挥自己的才智，将自己在狱中的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辞条的考据和编写中。由他撰写的严谨辞条源源不断从伦敦寄到牛津，为字典初期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量。莫瑞，一个自学成材的苏格兰人，被牛津大学破除偏见授予博士学位；迈纳，一个“有罪”的“疯人”，因牛津字典的编写成为一部皇皇巨著的贡献者，留在了人类文明史中。
开展如此开创性的工作，体现的是一所大学对知识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担当。而在这项工作历时70余年的开展过程中，像莫瑞和迈纳这样的故事所折射出的人性光辉，很大程度上来说体现了一所大学的价值诉求。这才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责任和气质。在我们的艺术教育中，有些人利用绘画、雕塑、设计、影像、摄影、表演或新的数字技术来探索想象力的边界和不同经验的丰富可能性，有些人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相同的体验。对知识和创造性所代表的力量的追求，让我们跨越媒介和方法的局限，将大学中不同的学科相联系。而这些力量又帮助我们达成共识，让我们的学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这个时代中的各种文化、社会和政治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一所世界顶尖的大学需要艺术学科的原因。
作为一个对西方艺术教育有一定了解的从业者，对我国大学中持续推进对国际化教学有何看法？
现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些高校在积极推进英文教学（EMI，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对于非英语母语的国家的高校来说，是所谓国际化的表现。这种要求自然也会被加在艺术类学科中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最快、最便捷的，融入西方学术体系的路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类似清华这样作为华语世界中翘楚的高校，既然我们对自己成为国际性大学的目标确定无疑，仅仅以语言为指标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否可以有独立的发展路径，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范式？这种思考是一种系统性的工作，教学和工作语言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方式。
今天对艺术类学科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成为了一种知识性生产，它与我们以媒介论的方式所理解的传统艺术已经产生了本质的嬗变。我们今天的高等美术教育需要向校园之外倾斜，让校园之外的最新成果能与校内的教学产生积极互动。不管是从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还是从艺术教育面临的国际化要求来说，都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今天还面临着多层次的问题和挑战。仅从高等美术教育内部的建设来看，要有相对灵活的系科设置、完善的课程结构、广阔视野的教师队伍，更重要的是构建自身的发展谱系和今天艺术相关的语境关联。
东西方高等艺术教育的主要分歧在哪里？
我在与欧美从事艺术教育同行的交流中，总是以本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在教学较为倾向于“实验性”或“观念性”的教师身份出现。这样的一顶“帽子”有时在对方的眼中却显得有些画蛇添足：因为在他们的认识中，今天的艺术教育原本就具有当代性、研究性的特点。这就是让我思考这样认知偏差的起点。事实上，在学院体系和艺术生态之间、从学理背景上讲，东西方的高等艺术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在教学实践中的考察与研究，我粗略的归纳出西方高等艺术教育与我们的主流艺术教育的三个主要不同。首先是对既有传统的批判性继承，这是从现代艺术发展路径中对传统的、官方的、体制的、学院的反抗态度中沿袭而来的；其次，是开放的态度，将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成果，尤其是对观念性的强调，按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将其吸纳进符合现代教学规律的教学中；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西方高等艺术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学到一门技术或手艺，掌握艺术创作的基本范式，而是在于解放学生的心智、激发其创造力，使其能独立、自主地以自我的思考来介入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事实上，对艺术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今天西方既有的教学体系出现的背景进行大致的梳理后我们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教学观，最终是面向校园之外的。对校园围墙之外的社会现实环境的充分理解，是西方艺术教学方式和观念形成的基本依据。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
形成这样情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艺术教育的发展历史所导致。因为我们所一直秉承的“写实”训练是可以通过某些标准进行评价的，造型、色彩、构图等技术要素都能成为相对行之有效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就成了权利话语宣示其合法化的中介。于是，中国艺术教育与西方的错位和脱节虽然表现为不同艺术风格及创作方法的选择，但其本质还是既有权利体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反映在教学上，这个问题便显示为对能力的强调，而忽略了对价值的塑造。这在本应该重视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教学中更为明显。这些对应的都是教学的观念问题。
另一方面，观念性的艺术从来没有成为中国艺术的主流。从杜尚、科苏斯到博伊斯，西方艺术家们不断质疑艺术的定义和内涵，挑战人们对艺术的故有认识，不断拓宽着艺术的边界。这些校园之外发生的艺术实践与观念对艺术教育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西方的艺术教育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其中所教授的问题已经和艺术的最前沿做到了无限的接近。虽然中国也诞生过许多观念艺术团体，但由于中国艺术所处的特殊环境，本土观念艺术的探索难以被高等美术学府所关照。在自身艺术发展的逻辑链条不完整的情况下，中国高等美术教育自身的学理性问题至今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
虽然中国的艺术教育并不应该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作为准绳，但是西方既有的参照系仍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我们应该尽快完成现代艺术的学院化，而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优秀成果也应该在学院化的教学中有所体现。我们的教学要真正做到内外兼修，观念的教学与教学的观念相长，提升文化与艺术层面的问题、批判意识。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越来越多的被提出，这个趋势是否能成为未来高等美术教育的一个可能发展方向？
确实，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作为方法论来为我们的学科提供新突破点的说法。我因为对生态性艺术的关注，在清华工作和教学中经常有机会与一些作生态和环境研究的学者合作。在我们讨论时经常可以听到这些来自工科背景的学者出此言论对本学科现有知识和技术的质疑。我们对工科学者的刻板印象总是执行力强，善于用逻辑思维解决具体问题，而疏于思辨和发散。但是我们的合作研究却始于发散式的讨论：不管是“从全球气候问题的关注”到“对于复杂问题的系统性思考”；从“‘equal’‘fair’‘just’这几个词的递进含义”到“以平等的心态去为其他不相识的人谋福利的价值取向”；从“对未来不断预估的习惯养成”到“学科的交叉融合的必然与必要性”。这些讨论逐渐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找到了各自学科新的、可能的突破点。这样的突破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学术生涯的一次契机，通过共同研究的方式，进一步磨合，以期在现有的学术分野中抓取出或许早已交织在一起的根系，从而培育出新的枝丫。
您眼中理想的高等美术教育是怎样的？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代综合类大学的艺术教育，不管是创作实践还是文论类的专业，都应致力于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同时培养他们在美学、理论批判和艺术史的学术水准，以让我们培养的学生可以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展示他们独特的思维和视野。
再拿牛津大学举一个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曾这样评价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身处动荡的时代”（We are living in a troubling time.）深陷时代漩涡中的英国，牛津仍然保有着他的体面。和北美的很多大学不同，牛津大学的校园很少看到时事震荡给校园带来的影响，几十公里外的首都，换相、脱欧的困局几乎在这座小城里是隔绝的：随处可见的仍然是安静阅读的居民，专心训练的划艇队和散步满街的音乐会和戏剧演出的海报。在综合类大学中学习艺术，应该享受到最具启发性的课程设置，并能将其与当代重要的艺术理论在宽厚的大学教育中结合。这些能力可以在学生毕业后转化为多元的应用前景和广阔的事业路径。“保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英国人二战期间的这句箴言很让我受用，在知识的建构和传承中，我们都是接力者，个人的成绩和荣辱在整个文明的年轮里显得微不足道，只有保持镇定，对未知留有纯真的治学者才能做到历久弥新。
